2025年是法治广东建设规划的收官之年。回望过去五年，从立法先行到执法规范，从司法公正到普法惠民配资平台排名前十的，广东正以系统思维推进法治建设——
立法工作更加科学、民主，多部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法规出台、基层立法点打通公众参与立法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；执法工作更为高效、有序，涉企行政执法专项整治行动逐年推进、“粤执法”平台大幅提升行政执法监督能力；公共服务法律体系不断完善，网上立案等“足不出户”立案体系普遍实施，多个综治中心设置了AI法律咨询系统……
在广东，法治保障持续巩固，已成为推动治理、促进发展、保障民生的核心支撑。
涉外法治国际化：
构建与国际接轨的“通用语”
“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定位的驱使，也是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。”深圳前海华商林李黎联营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王寿群谈道，大湾区的国际化定位使跨境诉讼案件日渐增多，越来越多涉外法治人才选择扎根湾区发展，其中不乏“北上”执业的港澳律师。
据了解，自大湾区律师执业证发放以来，已有600余名港澳律师获颁证书，49家粤港澳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在内地“开张”。跨境高素质人才和服务的流动，使大湾区作为国际商事纠纷解决高地的优势更为凸显。
除了港澳律师“北上”执业，更多涉外法治人才还以陪审员、调解员、仲裁员、公证员的身份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法治建设。当前，全省已建立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名册，第一批被编撰入册的调解员达146名。南沙国际仲裁中心与深圳国际仲裁院均培养了一批涉外仲裁员，有效填补相关领域的人才空白。广东正逐渐形成一支规模可观、结构优质的涉外法治队伍。
吸纳更多涉外律师“走进来”的同时，广东也支持律师“走出去”。在广交会等企业展会上，越来越多涉外律师团来到外贸“第一现场”，为企业“出海”保驾护航。
“我们的产品在关税上频频被‘刁难’，应该怎么解决？” “境外供应商没有按时履约交货，我能在中国告他吗？”……今年广交会的涉外法律服务摊位前，挤满了来咨询的外贸人。在广州市司法局的统筹下，这已是法律服务团连续第四年进驻广交会，累计提供超2500次咨询。同样参会的还有肇庆市商务局带来的涉外律师团、深圳国际仲裁院派出的国际仲裁员队伍。当法律服务无限靠近交易现场，其价值才加倍显现。
广交会涉外法律咨询服务港
为企业“出海”托底的除了愈发充实的涉外法律人才库，更有与国际规则衔接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。过去，许多外贸企业面对争议需要在境外解决，容易陷入被动。如今，外贸人有了更多选择。
2024年出台的《关于加强法律服务工作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决定》聚焦商事调解制度的探索，提出打造大湾区跨境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，进一步助推《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商事调解条例》列入大湾区专项立法计划。
深圳国际仲裁院与广州仲裁委员会的先后设立让“把纠纷放到家门口解决”有了物理基础。互联网仲裁“广州标准”、全国首个“一带一路”仲裁示范规则进一步提升其国际影响力，使仲裁结果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被认可。
涉外法治既是国内法治在涉外领域的延伸，也是参与国际治理的制度依托。当前，广东对内正在不断加强大湾区内部规则融通，对外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建设，致力护航每一次跨越山海的共赢。
营商环境法治化：
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
广东是经济第一大省，也是全国经济活跃度最高的地区之一。截至9月3日，全省登记在册的经营主体超2000万户，总量稳居全国第一。营商环境就像这艘经济巨轮的压舱石，唯有营商环境保持稳定可预期、透明法治化，才能带动船只全速破浪。
早在2020年，广东率先出台《广东省行政检查办法》，对行政检查进行源头性规范。接下来，从推进包容审慎监管到实施非现场执行管理办法，广东通过强化跨部门综合监管，推行涉企“综合查一次”制度，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经营的干扰，为企业经营按下“静音键”。
减少检查频次的同时，广东连续三年开展规范涉企执法司法专项行动，集中整治乱收费、乱罚款、乱检查、乱查封，重点监督违规异地执法、趋利性执法等企业反映强烈的问题。即便是“进门”检查，广东也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加强监督，实施“亮码入企”制度，通过执法二维码实现执法行为全过程可追溯。
广州南沙执法人员“亮码入企”
与此同时，企业经营过程中，难免遭遇诉讼纠纷。当企业陷入一时之难，广东法治体系更着眼于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，协助企业在困境中焕发新生机。
为此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印发《关于为企业提供涉诉信息说明服务的工作指引》，要求全省法院在审理的涉企民商事案件中，要根据涉诉企业申请，对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提供涉诉信息说明服务，以帮助金融机构、投资机构、招标方、合作方更为准确地判断企业的诉讼风险与资信情况。澄清“涉诉”并非“失信”，为中小微企业因涉诉陷入“融资难”“贷款难”“招投标难”的问题提供一种解法。
当企业走向生命末期，广东法院又以“执破融合”为突破口，协助主体有序退出市场，社会资源得到更好利用。2024年以来，广东法院累计移送审结“执转破”案件1469宗，涉及执行案件2.43万件，让43家企业重获新生，盘活资产超30亿元。
另外，从法院走向交易市场、综治中心、行业协会等地的诉调中心，则更高效地解决了企业最怕的“拖时间”“跑断腿”问题，为各方提供“有话好好说”的场所，把矛盾解决在“家门口”。
这份以企业需求为导向、以法治建设为核心的实践，是广东始终聚焦企业对营商环境的真实需求，坚持将法治作为护航发展的坚实屏障。
政法服务便民化：
实现公共法律服务“零距离”
2025年春节前夕，罗某再次来到揭阳市榕城区法律援助中心。与半年前来求助不同，这次他带来的是法院的好消息——包括罗某在内的17名农民工被拖欠四年的50多万工资终于到账。这背后，是法援中心所有工作人员的奔波和努力。
近年来，随着广东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，公众对法律服务越来越不陌生。目前，广东已建成2.78万个公共法律服务平台，全省2.6万个村（居）实现法律顾问全覆盖。
十年来，他们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近400万人次，办理法律援助1.5万件，直接参与调处矛盾纠纷超13.8万宗，开展法治宣讲超108万场次。法律顾问成为基层治理重要的一环，也是公众再熟悉不过的法律“引路人”。
江门鹤山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在村委会值班
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，法律援助作为“承重墙”起着核心支撑的作用。作为国家为经济困难及其他符合条件公民设立的无偿法律服务制度，法律援助中心的存在，无异于为困境中的人们及时撑起一把遮风挡雨的伞。
在罗某的案件中，由于17位农民工分散全国各地，证据搜集相当困难。揭阳市榕城区法援中心工作人员专门制定“无接触服务”方案：通过视频连线确认身份，指导他们用手机上传证据，为行动不便的工友开通邮寄通道。同时，中心联动劳动、检察、法院等部门开展大量调查工作。历经半年努力，17个家庭终于拿回被欠多年的血汗钱。
作为全国首个省级法律援助地方性法规，《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》自1999年实施至今。25年过去，广东全省每年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从1999年的6317件，已增长至2024年的27.35万件；受援人数从1999年的9971人次增长至2024年的28.89万人次。数字增长的背后，是法律的温情不断蔓延。广东法律援助用“一案一策”的精准服务，为弱势群体筑起法治屏障。
优化公共法律服务，近年来还有一项工作让人瞩目——借助越来越发达的数字技术，政务服务逐渐从繁琐流程中优化和重塑，使办事过程更人性化、无感化。
广东在全省范围内推广的“减证便民”行动便是样板之一。通过科技赋能，让“数据多跑路、群众少跑腿”成为常态。比如深圳推出“智慧警务舱”云窗口，实现280个事项“网上办”、110个事项“无证办”、203个事项“跨省办”； 东莞升级建设台港澳业务专区，新设香港跨境通办自助服务机和“智方便”自助登记站，实现70项香港政务服务就近办理。
来源丨南方网、粤学习客户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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